“三趟快车”运送活猪到香港
风雨同舟的“生命线”:
五丰行,开创“三趟快车”的荣光
香江告急,祖国伸援手
三趟快车是中央政府急香港同胞之所急,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领导决策下开行的,把香港和祖国大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一条奠定香港稳定繁荣的“生命线”。
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香港和澳门人口加起来大概50万左右,港澳市民基本上都要吃鲜活生猛的东西,那时候每天需要8000头猪、800头牛、10万只鸡。50年代末,香港、澳门发生旱灾,副食供应受到很大的影响,当时港英当局向中央政府写了求援信,希望内地能够帮助香港度过这个难关。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虽然决定暂不收回香港,但并未对香港同胞的民生福祉置之不理,为了保障香港同胞的生活物资所需,同时也为了打破西方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在内地自身供应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中央作出了对香港供应鲜活商品的决定。
随着香港人口的不断增长,鲜活商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为了保证香港居民的生活需要,内地想尽办法收集物资供应香港,中央政府决定湖北、湖南、河南等地,也开始向香港供应鲜活产品。到60年代,内地建成了第一批出口商品生产基地,供港的鲜活商品货源有了更多保障,但由于当时运力不足,产品无法保证及时、安全送达,运输过程中就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据记载1961年从湖北基地发往香港的一车皮活猪活鸡,到香港耗时8天,活猪中暑死亡70%,同车486只鸡只剩16只。
1996年时任外经贸部长吴仪(中)视察三趟快车
三趟快车卸货
钢铁动脉,温情驰援
1961年11月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中央政府决定专为香港同胞开通一趟货运“专列”。 1962年春,在周总理的主导下,经国务院批准,铁道部、交通部、外贸部协同,3月20日零时随着一声长鸣,一辆列车缓缓驶出湖北武汉江岸站,这辆标号为“621”( 后改编为“751”次)的列车共有30多节专为运载活口改良过的车厢,装满了刚出栏的活猪以及鸡、鸭、鹅、鱼、牛等鲜活商品。在两天后的4点,这辆行程1254公里历时53小时的专列抵达深圳北站,由香港九龙海关派驻到深圳海关的工作组确认存活率高达90%的合格活猪等商品重新编组后驶入香港。
751开行到100列时,国务院决定在上海、郑州加开两列专车,驶向同一个目的地香港。1962年12月11日,753次快车从上海新龙华站开出,全程1952公里历时81小时开进深圳,755次从郑州北站出发,全程1749公里历时79小时开进深圳。1964年5月起,加开一列不定期快车,运送东北、华北和西北的鲜活商品,北京水蜜桃、宣化葡萄、天津大白菜、兰州白兰瓜、新疆哈密瓜都能及时出现在香港市场上。这样就形成了,由武汉、长沙、郑州、上海始发的供应港澳鲜活冷冻商品快运货物列车,定期、定班、定点每日开行三趟,因此被形象地称作“三趟快车”。
80年代五丰行茅台酒广告
1957年3月,五丰行王双江、李欢一行五人到贵州茅台酒厂购销合同
五丰行,守护供港“生命线”
从第一列快车开出时起,五丰行就承担起供应港澳鲜活冷冻商品的“三趟快车”销售任务,是香港的接货人。在香港,每日拂晓,列车刚抵红磡,五丰行马不停蹄地接货装车,根据市场反应及时安排配额供应,建立活猪批发市场,将活猪快速直送早市。很快喜讯传回内地,供港鲜活商品特受欢迎,五丰行获得香港市民好评。
三趟快车开行之初,国内供货紧张,五丰行团队面临着较大的市场调控压力,日日殚精竭虑,制定供货计划,安排配额。每天在脏臭的工作环境里,喊价、卖货、统计,五丰人游走于鱼龙混杂的从业人员中,坚决制止各种操纵市场的行为,保证内地供港活畜的稳定。同时北上内地手把手辅导农民养好猪,逐渐形成高、长、丰的活猪“供港品质”标准,提升内地活畜产品的核心竞争力,长期在香港的肉食市场独占鳌头。1974年秋天,香港暴雨连连,沙田一段铁路桥被雨水冲断,眼看着深圳运往香港的活猪转车受阻于上水,五丰行得知消息后,立即全员连夜奔赴上水,冒着瓢泼大雨,争分夺秒地将一头头活猪救出,运往市区。天亮后,大伙马不停蹄将这些活猪分售到各个肉商进行宰杀。五丰行内地负责养殖的同事动情地说:“我们宁可自己少吃,也要优先保障香港同胞!”。
自1962年至2010年,“三趟快车”服务香港居民达48年,如同一根大动脉,将内地和香港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五丰行供应的活猪、活牛、冻肉及活家禽,一度占到香港市场份额的81%、100%、33%及14%。2010年6月16日,三趟快车光荣“退役”,总计输送港澳活猪牛羊超过1亿头,鸡鸭鹅数10亿只,冷冻食品200多万吨,塘鱼鲜蛋新鲜瓜果更是不计其数。
1996年,五丰行从台湾引进首批台湾优良种猪,改善供港活猪质量,图为9月20日,台湾种猪抵港,五丰行到机场接货
50年代五丰行早期在香港代理多种综合性食品-杂志广告单黑版A面
60年代五丰行早期在香港代理长寿牌寿面-漳州干货-双喜牌罐头糖果-杂志广告
默默坚守,情系香江
香港,五湖四海的美食汇聚于此,追逐着人们的脚步,目前香港1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750多万人,其中90%的鲜活食品都由内地供应。
中央政府对香港这血浓于水的感情,保证了香港的繁荣,保证了香港的经济发展,三趟快车开行以来,国家采取了很多的特殊政策,比如说“一保三优先”保车源、优先配车、优先装货、优先挂运,保证三趟快车持续供港。1964年铁道部和外经贸部正式宣布,“三趟快车”为“货车之首”,要求除特快列车外所有客货车都要为之让道,从此“供应港澳鲜活商品三趟快车”体系正式形成,由外经贸部“三趟快车”领导小组牵头及各粮油出口公司组织货源,由铁道部组织运输,由五丰行负责销售,确保供港澳鲜活商品充足稳定,自此成为一项基本政策。
三趟快车运行近半个世纪,包括香港五丰行和内地参与的人上百万人,常年在三趟快车这项工作中保证货源、运输、检疫、销售,源源不断地把鲜活物资送进香港,端上香港同胞的餐桌。当750万香港居民至今享用着内地90%的鲜活供应,五丰行那段“在脏臭中喊价,于暴雨里抢猪”的燃情岁月,早已化作香江永不褪色的荣光。
五丰行与商人郭鹤年合作 完成外贸部收购原糖的任务-大公文汇电子报2009-09-30
金融突围,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
背景
1973年,那还是文化大革命年代。五丰行勇担责任,不仅在国际市场上以便宜价钱圆满完成国家购买47万吨紧缺砂糖的任务,更是充分利用期货市场,为国家多赚了240万英镑。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利用期货市场,自此以后,禁锢中国外贸人员思想已久的枷锁正式打开,中国的外贸发展重现生机。
行动
1973年4月,中国砂糖紧缺,急需进口47万吨原糖。外贸部给华润派了任务,同时限定了采购的最高价和最低价,这一重任落到了五丰行肩上。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生意,当时国际市场砂糖供不应求,货源紧张,价格趋涨。
五丰行担心直接采购会暴露意图,刺激糖价飙升,可能出了高价不一定能按时买到现货,而国家又不富裕,买贵货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怎么办呢?
为了避免刺激国际市场砂糖价格上涨,五丰行想到了最值得信任的伙伴--新加坡爱国商人、“糖王”郭鹤年,决定通过他在伦敦交易所完成这次交易。于是五丰行的两位经理林中鸣和朴今心给远在新加坡的郭鹤年打去了一个秘密电话,邀请他回香港见面商议此事。
郭鹤年到了香港后,为了保密,五丰行决定不能在饭店或者写字楼见面。当时郭鹤年在浅水湾刚买了一个公寓,叫宝华大厦,于是,双方约在那里见面。在郭鹤年的宝华大厦,双方密谈,气氛紧张,林中鸣和朴今心把国家采购砂糖的任务和需求告诉给了郭鹤年,问他能否帮五丰行去买30万吨左右的砂糖。
1973年的郭鹤年,已在伦敦交易所有十多年的期货买卖经验。他毫不犹豫就应承了这件事,马上牵线让五丰行到砂糖最便宜的巴西、泰国、阿根廷等地入货,同时暗中帮中国买期糖,希望能在期货市场赚钱。
结果
郭鹤年在市场上以每吨82英镑的价钱买了26万吨期糖,五丰行也在巴西、阿根廷、泰国等地以平均每吨89英镑的特惠价买到47万吨现货,出色地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而且少花了钱。
从5月20日开始,市场传说中国在世界各地买糖,纽约、伦敦砂糖市场糖价应声大涨,然后,澳洲、巴西先后证实我国向其购糖,市价又进一步上涨,至5月22日涨至每吨105英镑。五丰行因购买砂糖现货任务已完成,从5月22日起至6月5日将手上的期糖以高价逐批抛出,平均利润显著,除中间商应得费用利润60万英镑外,五丰行最后为国家额外多赚了240万英镑。
五丰行成为新中国发展史上第一个敢闯国际期货市场的探路者。
影响
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其后的发展更精彩!
五丰行既完成采购任务,又赚到大钱,这在今天来说绝对是一件大好事,然而华润和五丰行的领导干部却轻松不起来,甚至像犯了错误一样忐忑不安。因为在当时,他们这种做法有“投机倒把”嫌疑(即资产阶级以买空卖空、囤积居奇等欺诈手段牟取暴利),这可是严重罪行。
这件事后来被视为闯了资本主义投机方式的禁区,并上升到中央层次讨论。1973年7月14日,当时负责外贸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在听完时任华润公司总经理张光斗和五丰行副总经理曹万通的汇报后,对这次的做法大为赞赏,他说:“这个交易所可以利用,因为从资本论来说,这个剩余价值等于再分配,你不拿走,资产阶级就可以拿走。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交易所,把这部分剩余价值拿回来。”陈云强调“我们不要怕接触交易所,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
陈云的这番话,对外贸工作人员突破“文化大革命”时期“左”的思想禁锢,大胆而有效地利用交易所为国家建设服务发挥了积极作用。在陈云的大力支持下,自1973年至1976年,五丰行一直秘密利用交易所做贸易。而中国的外贸人员也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利用交易所做粮食、棉花等大宗商品进口。
新中国的经贸发展,从此展开新一页。

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右)接見郭鶴年,談笑甚歡
五丰行的创新
从边境开放破冰到“香港菜篮子工程”
五丰米粉品牌故事
【起源】米粉是中国江西省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食品之一,其起源与南方稻米文化的兴盛密切相关。在唐宋时期,江西作为江南的重要产粮区,稻米产量高、品质优良,为米粉的制作提供了良好的原料基础,此时,会昌富户已有了用优质大米制成米粉招待客人的习俗。到了明清时期,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和城市商业的繁荣,米粉制作工艺逐渐成熟,并出现了多种不同风味和做法的地方特色米粉,例如南昌米粉、上饶水粉、赣州鱼丸粉等,各地形成了独特的制作技艺和饮食习惯,而会昌老百姓制作和食用米粉也有了相当规模,米粉作坊遍布全县,会昌米粉成为逢年过节或招待客人时几乎离不开的一种主食。
米粉老厂区
第一部分 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出新品
1992年海南食博会
摸索前行产品外销启新程
米粉新厂区
合资合作注入发展驱动力
米制品
破除壁垒再度拓宽国际市场